最近，苏州一个24岁的工程师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无不良嗜好，却因为加班频繁而猝死。就在这两天，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也传来两位正值壮年的医生猝死的噩耗。“过劳”似乎已成中国职场的常态。有资料显示，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“过劳死”的人数达60万人，已超越日本成为“过劳死”第一大国。
一年“过劳死”60万人，冰冷的数据背后却是一个个原本鲜活的生命，令人痛心。“过劳死”不是哪个行业独有的现象，广告、媒体、医疗以及金融等行业都没能幸免，且呈年轻化趋势，给劳动者、用人单位和社会敲响了声声警钟。
“过劳死”的罪魁祸首自然就是“过劳”，其中外部环境的驱动因素不容忽视。在职场竞争压力、就业压力急速增加的时代背景下，各种违法的加班加点、超时劳动现象在企业中并不鲜见，8小时工作逐渐成为一些劳动者的奢求。一些用人单位或将超时加班奉为企业文化，而主动休息休假者则会被贴上“不积极”的标签，或将加班加点与员工待遇、评优、晋升等个人切身利益进行挂钩，变相逼迫员工超时工作，使加班成为职场“潜规则”，既剥夺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又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后续发展，透支着经济的发展潜力，对劳动者个人、对企业、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很大的危害。
《劳动法》第36条规定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；《劳动合同法》第31条则规定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，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。显然，企业等用人单位过度用工的行为是与相关法律法规背道而驰的，当为员工“过劳死”埋单。
可问题是，目前中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“过劳死”的概念，无法对企业等用人单位在法律层面形成硬约束。因此，尽早在立法层面引入“过劳死”的概念，建立公民“过劳死”的赔偿与追究机制变得尤为迫切。
当然，导致“过劳死”除了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之外，作为个体的劳动者自身也存在诸多因素。如被浮躁的“成功观”裹挟，而自愿选择做“拼命三郎”；如熬夜、酗酒、暴饮暴食、忽视体检等不良生活习惯及负面情绪等都是导致“过劳死”的直接诱因。
“年轻时拿命换钱，年老时拿钱换命”是当下很多人的真实写照，为“过劳死”埋下重重隐患。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维护身心健康，这样的提醒虽然老套却并不过时。
